作者简介：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研究基地”、best365网页版登录 孙寿涛 （本文由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专项支持。）
伽利略曾经说过：“自然界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所写的。”我们同样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本大书，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言写的。因此，欲知党史、国史，需要明了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需要我们恢复并保持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关涉政治上的大是大非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入侵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逐，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交锋。封建统治阶层发起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轮流尝试，但历史事实证明，这些都未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更谈不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探索过程中，屡经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成就。
95 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党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个人个别党派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科学的论断，即“两个必然”和严密的论证。“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初来自《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这一命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围绕此主题展开的，而他们构建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此做出了杰出而雄辩的论证。
而在唯物史观中，这涉及到一个关键性问题——社会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与社会历史主体（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关系问题[2]。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应该说是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人的历史，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而人的历史活动又不是为所欲为的，而只能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因此，正确地解决历史客体和历史主体的关系问题，需要同时扫清历史领域的唯意志论和宿命沦。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从浩瀚的历史材料和经验中发现某种规律、现象、特点。因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某种“先见之明”，就会使得这种发现无从下手。因为当人们去寻找社会发展规律和对未来的共产主义进行设想和规划的时候，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先入之见和理论思维，这是前提。
而这一在唯物史观领域中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主体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为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之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有机的相互作用的主要线索之一就是“关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线索”[5]。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手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开始，指出商品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根源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资本的积累规律扩大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促使平均利润率下降和人口相对过剩同时产生，于是在突破一定限度之后产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得不通过破坏生产力的方式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是解决不了的，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的时候，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社会主义也就必然产生了。一般来讲，这是从资本积累角度来谈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而这一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活动的规律，因此，需要补充“阶级斗争”的视角，资本积累过程的始终，都表现为两大阶级之间的互动——冲突、协调、斗争等。简言之，资本主义的灭亡，不是大家等着的一个“命定”之事，而是需要一个先进阶级主动的历史抉择和奋斗才能实现的一种历史可能，资本主义是被“推翻的”，而不是自然走向灭亡的。
因此，所谓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也是定论。但是，因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繁荣、萧条、危机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起落（特别是苏东剧变）的缘由，人们对此常识，往往陷入半信半疑之中，甚至反而怀疑社会主义之可能，而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赞同资本主义“终结历史”的论调中。苏东剧变后，苏东国家和地区放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被许多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于“两个必然”的信念。有学者出于辩护目的指出，马克思曾经在1859年提出“两个决不会”的命题，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面对着“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人们转而开始强调后者，不提甚至否定前者。陈学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说穿了，当今有些人之所以如此执迷于‘两个决不会’，就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共产主义的不可能性。”[7]实际上，既然强调“决不会”，那么当现实中已经出现“决不会”时，则说明“决不会”的前提已经消失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的出现，就已经表明在当年的旧俄国和旧中国，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8]
而回到马克思的一生来看，他在1848年提出“两个必然”的命题，1859年提出“两个决不会”的命题之后，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中仍然在充分的理论论证基础上“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他说：“这个外壳[即资本主义的外壳，引者注]，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9]显然，马克思从未放弃“两个必然”的观点，反而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反抗”，致力于研究“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事业。这个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的历史过程当然并不容易，但它至少比人类历史上敲响前一个私有制的丧钟还是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前一个丧钟的敲响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这后一个丧钟的敲响则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马克思公开发表这段文字50年后，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正如余斌严正指出的，苏联尽管最终解体，但历史上资产阶级第一次革命之后不也同样遭到复辟吗？更何况当前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日益全球化和更加激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还将来临，世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0]
三、恢复并保持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
2007年这次金融-经济危机，虽然带来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关注，但学者们更多的是将这次危机归因于特定的资本主义模式或体制，而避谈资本主义的“崩溃”或“灭亡”。我们先摘引国内学界关于2007年危机的几个论断：著名经济学家孟捷认为：“这次危机动摇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危机动摇的是30年以来美国，甚至英国所采用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曹亚雄和刘军指出：“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以很大打击，但并未导致其崩溃；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仍具有生命力；金融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并成为其危机的常态。”杨玉成指出：“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救急’，改良论新自由主义暂时处于上风。但在危机平息之后，保守论新自由主义肯定会重新抬头，不可能‘破灭’。经济危机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自我调整机制的一部分。我们切不可低估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
可以看出，危机面前，马克思主义学者确实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径，也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成功地躲避了“两个必然”的话题。很显然，学者们已经沉溺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体制/模式”等的研究很久了，再三地强调“不可低估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而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为不可能，丧失掉了想象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在理论上缺失了从未来的社会主义反观现实的资本主义的视角，缺失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观。我们需要重新恢复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强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强调资本主义的崩溃或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需要人们付之于主动的创造性的历史活动。而资本主义每一次严重的危机，可以说都为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实现打开了一个窗口。假如我们总是一味地停留于资本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渡过危机的“恶的无限”，那么，确实，我们只能永远地停留于现在，停留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中！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之主张社会主义，是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自觉的敌手，他们自觉而主动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现状，而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严加防范。在此，我们引证一位反社会主义学者的话，可以看出其宣告中蕴含着多少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啊：“建立一种能够预防和去除社会主义的理论 假如说我们已经得出了社会主义有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在历史上已宣告失败并且在思想上是一个谬误的结论，那么我们最终还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理论，在战术与战略上去除社会主义并预防它的出现。”
可以说，主要是苏联的垮台，使得许多社会主义者开始“质疑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陷入一种对于“未来的羞怯”，对此，我们需要将“两个必然”带回资本主义分析的中心，需要正确地认识和确认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需要一种社会主义观或共产主义观来摆脱对于资本主义的沉溺；同样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崩溃”是需要社会主义者付之于努力自觉和创造性而推动实现的一种历史可能。因此，社会主义者需要在避免制度崩溃方面向过去100年来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和学者学习，这些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及学者“学会了运用使资本主义免于毁灭的经常性危险的方法”，而“我们的任务是不仅要保持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人类文明而斗争”。
因此，我们需要重提“两个必然”，再次强调“两个必然”的真理性，重新打开人们对于未来想象的空间。为此，在方法论上，我们需要辩证法。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曼所说，无论是理解“巨大而又复杂的资本主义，理解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帮助我们发展一种收回公有地的政治策略”，我们都需要辩证法。我们需要辩证法来帮助我们“把隐藏在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日常生活之中的非常的可能性告诉他们，并使他们对此变得敏感，正如它会增加他们能够成功的自信心一样，将会通过指出如何行动和与谁一起行动（所有那些将会因为这些可能性的实现而立刻获益的人们）而极大地增强他们举行政治行动的力量”。一句话，我们需要以“两个必然”来激活大家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心，我们需要“赢得这一确信”——“确实存在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成了一种实践的、革命的日常政治的实际准备”。没有这一种确信，资本主义就不会被无产阶级推翻。而在我们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就更应该坚持并维护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文明。我国的改革开放乃至当代人类的未来实践，是趋同、止步于现今的欧美资本主义，还是必然超越资本主义而迈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到达共产主义？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我们需要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筑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2] 鲁绍臣：《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图绘》，《兰州学刊》，2008年第3期。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1页。
[5] [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0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7] 陈学明：《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信念》，《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8] 余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10] 余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